漢字文化圈簡介（下） 明代以後
自明代恢復“冊封體制”以後，可納入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及地區）基本確立下來並延續至今，李氏朝鮮、琉球、大越(後來的越南)及日本都符合條件。當時的日本不僅脫離了“冊封體制”，律令制也已形式化，與此相應的科舉官僚制度發達的狀況說明西嶋定生所列的四大點已非必要條件。第一個要列舉的有特色的文化要素是文字系統。文言文（即漢文）的導入促進了用漢字來表記自身語言的發展，日本的假名、朝鮮的口訣、吏讀、諺文並非直接從漢字派生出的文字，但其音節文字的特點明顯受到漢字的影響。此外語言學者西田龍雄指出本民族文字的發明也有可能是受契丹文字的啟發。越南的喃字是由漢字派生出的獨立文字。由此各國逐漸確立了本民族文書系統。但是、直到近代以來這些本民族文書系統才逐漸取代文言文（即漢文）運用于官方文書。宗教上本土化的佛教、道教帶著地域性的濃淡及混淆(syncretism)，在民間普及。儒教由於與政治思想相匹配，在圈內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共通思維框架。吃飯用筷子，品茶的習慣，建築使用瓦等生活文化也作為漢字文化圈的共同特徵, 以中國為中心分佈開來。


近現代漢字文化圈內各國漢字的存廢和改革
現在的越南及韓國，漢字的使用頻度已比以前少很多。在18世紀由法國傳教士亞曆山德羅（Alexander de Rhodes）設計的國語字（Chu-Quoc-Ngu）被後來統治越南的法國殖民當局在學校中廣泛推廣，取代了傳統的儒字（漢字）和喃字，使理解漢字的人除老年人和一部分的專家以外變得很少。韓國有900字左右的漢字義務教育，不過，李氏朝鮮(朝鮮王朝)的第4代國王世宗所創造的朝鮮文字-諺文（Hangul）被普遍使用，報紙上的漢字使用頻率也不高。

日本江戶時代的儒學者常和朝鮮的儒學者用漢字筆談的方式來爭論儒學問題，來自安南（越南）的使節與朝鮮使節互贈漢詩。

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的向心力減弱，朝貢體系下的各屬國對漢字的支配地位開始懷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作為擺脫從屬地位的象徵，開始採取漢字廢止政策。

另外，部分漢字使用國家對正體漢字進行簡化，如中國大陸採用簡化字、日本採用新字體，但中華民國臺灣地區，香港，澳門及大部分海外華人社區仍使用正體字。

漢字是東亞國際文字的觀點到近年才開始出現。

隨著韓國、臺灣、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歐洲共同體成立的啟示，東亞共同體建立的呼聲也逐漸提高，作為東亞國際文字的漢字的重要性將被重新評估。

那些過去屬於漢字文化圈而在近代丟掉了漢字的國家，也逐步意識到漢字的重要性，漢字復活的呼聲也開始被宣導。


關於漢字文化圈內各國專有名詞的翻譯
漢字文化圏內用漢字表記的固有名詞（地名、人名），翻譯到圈內其它地域時，以往通常按照當地相應的漢字讀法（通常採用音讀）來讀。但是這種專有名詞翻譯原則在近代以後產生了變化，主要原因是朝鮮半島和越南的漢字廢止。


中國方面
中國對於朝鮮和越南的專有名詞的翻譯仍然完全採用漢字。但是由於近代以降朝鮮半島和越南的漢字廢止，由於表面上無法分辨使用的是哪個漢字，從而使某些朝鮮、越南的源自漢字的專有名詞的翻譯產生了偏差，同樣、在使用假名的日本人姓名的翻譯上，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

日本女演员“宫沢りえ”、现代汉语通常翻译成「宫沢理恵」。其实她的本名是「宫沢梨絵」。这是因为翻译者判断其名字「りえ」的发音用日本语通常表记为「理恵」，所以就误用下去了。在對朝鮮半島和越南人名、地名的翻譯上也出現有同樣的情況。

日本方面
由於日本仍使用漢字，日本對於中國的地名多採用直譯，即把中國的地名的直接用原漢字寫出來。對於人名，則部分使用音譯，即用假名表記現代漢語的發音，也有直接用漢字直譯的情況。對於越南和韓國的人名、地名多採用音譯，即直接引用其相應羅馬字的寫法。


朝鮮/韓國方面
韓國對於中國的人名、地名部分採用音譯，部分採用直譯、即把中國的人名、地名的漢字用朝鮮語的音讀方法讀寫出來。韓國對於日本和越南的人名、地名大部分採用音譯。

越南方面
越南對於中國的人名、地名多採用漢越音翻譯。即把中國的人名、地名的漢字用越南語的音讀（漢越音）方法讀寫出來。對於日本和韓國的人名、地名多採用音譯，即直接引用其相應羅馬字的寫法。

日本現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的名字用越南語寫作「Abe Shinzō」，這是用現代日本語的讀音來轉寫的表記方法。“安倍晉三”這四個漢字用越南語的漢越音讀為「An Bội Tấn Tam」，但是這種表記方法一般不使用。朝鮮語亦有同樣的翻譯方法。